哈里斯败选原因只有这一个
北京时间11月6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最终，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胜出。
特朗普创造了历史。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非连续两届当选的总统（之前仅有格罗弗·克利夫兰在19世纪实现过类似成就），再次入主白宫。这也打破了现代美国政治的惯例。
此外，特朗普在78岁的年龄再度竞选成功，也刷新了美国总统的年龄纪录。
而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哈里斯未能如预期获得连任，尽管选前多项民调显示哈里斯处于领先位置。
很多媒体分析发现，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的支持度不如预期，以及部分选前民调的失准，使得哈里斯在关键选区失利。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特朗普成功翻盘，重新入主白宫。
但其实，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经济问题。正如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一条著名的竞选口号“笨蛋，是经济问题”（“It’s the economy, stupid”）所说的，经济议题对选举成败的重要性，选举团队要把选民关注的经济问题作为竞选的核心。
而在当今美国，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等经济问题影响了选民对现任政府（哈斯利也是现政府的一员）的支持，尤其是在关键摇摆州。
一项来自Bankrate的调查显示，41%的美国人将通货膨胀列为2024年选举的首要经济关注点。凸显了价格上涨在选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拜登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但选民并未感受到经济实质性改善，反而对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产生了疑虑。
尤其是在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中，这种不满情绪尤为明显。经济问题成为哈里斯选举中的一大软肋。
尽管2024年9月的年通胀率下降到2.4%——为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点，但许多选民依然感到生活成本的压力——因为物价不可能回到2020年的水平了。
这样的认知加剧了经济悲观情绪，影响了选民的投票偏好。
摇摆州对通货膨胀的感受更痛苦
在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摇摆州，通货膨胀更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以三个摇摆州为例子：
1. 宾夕法尼亚州的生活成本敏感性
宾夕法尼亚州是传统的工业和能源大州，许多家庭的收入依赖于制造业和采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通货膨胀推高了基本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燃料和住房的价格，宾夕法尼亚州的低收入家庭和工薪阶层受到了严重打击。
在该州，许多选民发现，他们的工资增幅无法追上生活成本的增长，尤其是汽油和住房成本的急剧上升让他们倍感压力。这种压力直接影响了他们对现任政府经济政策的信任度。例如，一些选民在面对能源成本上涨时，选择支持更倾向于传统能源政策的候选人（如承诺增加国内石油生产的特朗普），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政策能有效降低能源价格。这种选择使得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的竞争力下降。
2. 密歇根州的消费品价格问题
密歇根州的情况类似，尤其是在底特律等大城市。密歇根州有较大比例的工人阶级和中等收入选民，通货膨胀导致的食品、日用品和医疗成本上涨，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在密歇根州的竞选过程中，许多选民抱怨食品价格涨幅过快，而哈里斯的经济政策未能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帮助。
例如，在密歇根州的竞选活动中，哈里斯曾提出一项打击食品行业价格欺诈的政策，但这项政策未能有效传达给选民，许多人认为这无法解决物价上涨的根本问题。因此，部分选民选择支持更有可能实施直接经济减负政策的候选人，这导致哈里斯在密歇根州失去了部分关键选民。
3. 威斯康星州的住房和租金问题
威斯康星州的房租价格在近几年显著上涨，尤其是在密尔沃基和麦迪逊等大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年轻选民在高昂的房租和生活成本面前，感到生活愈加艰难。哈里斯虽然提出了增加联邦对住房补贴的支持，但选民认为这一政策进展缓慢且力度不足，未能及时缓解他们的住房压力。
例如，在威斯康星的选民访谈中，不少年轻人表示高昂的房租让他们“入不敷出”，并对现任政府的应对措施感到不满。他们认为哈里斯的住房政策缺乏力度，因而选择支持主张降低房租和增加住房供应的对手候选人。这些不满使得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的支持率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也频频失策。
在宾夕法尼亚州，她的竞选团队未能把重点放在能源政策的沟通上。由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经济与化石燃料产业密切相关，哈里斯在推动清洁能源的主张上未能有效平衡能源州选民的担忧。这种策略失误削弱了她在该州的支持基础，导致她在竞选过程中失去重要选民群体。
郊区女性选民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不满
郊区女性选民，尤其是那些属于中产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尤为严重。生活成本的上升使她们的家庭预算面临压力，尤其是在食品、住房、育儿和日常用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经济问题成为她们最关心的议题。
这些女性选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对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感到失望。拜登政府在执政期间的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涨使这些选民对民主党领导下的经济环境感到不满，认为民主党未能有效应对家庭经济压力。这种不满情绪转移到哈里斯的竞选中，影响了她在这部分选民中的支持率。
这些女性选民还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在缓解家庭经济负担方面效果有限，特别是在抑制物价、增加住房负担能力等方面，她们未能感受到明显的改善。
尽管哈里斯在竞选中提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例如控价法案和增加联邦对育儿和住房的补贴，但这些政策未能立即奏效，许多女性选民并未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实质性变化。这使得她们对哈里斯的经济政策产生怀疑，并倾向于支持承诺直接降低生活成本的候选人。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竞选策略更加注重吸引郊区和中产女性选民，特别是通过提出增加就业、降低油价和提高家庭收入的承诺来争取她们的支持。例如，特朗普在多个竞选集会上强调恢复国内能源生产，降低燃油价格，从而直接减轻家庭通勤和日常出行的负担。
这些信息对许多郊区女性选民产生了吸引力，因为她们直接感受到通胀对家庭预算的压力，而特朗普的政策承诺则更贴合她们的现实需求，令她们认为共和党在经济议题上更为务实。因此，一些郊区女性选民在选举中选择支持特朗普或其他共和党候选人，而非哈里斯。
少数族裔因为经济问题反水
在2024年选举中，哈里斯在少数族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低于预期，尤其是在拉丁裔和非裔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下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是因为：经济问题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尤为显著
可见的一件事情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压力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为严重，而少数族裔中有较多处于低收入层的家庭，尤其是在拉丁裔和非裔社区中。食品、房租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直接影响到这些社区的生活质量，使得许多选民感到生活成本在不断增加。
对于这些群体来说，物价上涨和经济压力是首要关心的问题，然而，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未能针对这些经济痛点提出具体、有力的解决方案，导致许多少数族裔选民认为她的政策未能有效改善他们的生活困境。这种不满情绪影响了他们的投票行为，使他们对哈里斯的支持度下降。
哈里斯作为现任政府的候选人，少数族裔选民对她的看法也受到现任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表现的影响。许多少数族裔选民认为拜登政府未能充分兑现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承诺。尽管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承诺过诸如增加对少数族裔的小企业支持和减少财富差距等措施，但通货膨胀加剧以及工资增长停滞，使得这些措施效果不显著，甚至让选民感到负担加重。
一些选民将这种失望情绪投射到哈里斯身上，认为她作为副总统无法在这些议题上做出更大的推动，进而对她的领导力和承诺产生了疑问。这些因素导致少数族裔选民在2024年选举中对哈里斯的支持力度不足。
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少数族裔社区中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拉票策略，试图改变传统上认为共和党不受少数族裔青睐的局面。例如，在一些拉丁裔社区，特朗普团队通过强调家庭价值观、经济独立性和就业机会等议题，成功吸引了一部分选民的支持。
在非裔社区，尽管特朗普在这方面的支持率整体仍低于民主党，但他强调的经济机会和平等就业政策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尤其是那些对经济改善抱有强烈期望的选民。这些策略虽然未使特朗普获得大规模少数族裔支持，但足以从哈里斯手中争取到一些关键的选票，影响了整体选情。
另外，在少数族裔中的年轻选民中，他们对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有更强的需求，这群体中许多人希望看到更激进的改革。然而，哈里斯的政策主张被认为缺乏进步性，例如在学生债务减免、最低工资上调等议题上未能提出更强有力的主张，使得一些年轻选民感到失望。
例如，在密歇根和乔治亚等少数族裔较多的州，许多年轻选民选择不投票或者支持第三方候选人，因为他们认为哈里斯未能代表他们对社会变革的期望。这种投票行为的转变进一步削弱了哈里斯在少数族裔中的整体支持率。
哈里斯在拉丁裔和非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压力、政策关注不足以及竞选策略失误。尽管她的背景使得她在少数族裔中有一定基础支持，但面对通货膨胀、工资停滞等现实经济问题，这些社区的选民更关注实际的生活改善。同时，共和党的针对性策略和少数族裔年轻选民对进步性政策的期待，也让哈里斯在这一群体中的支持度低于预期。这一出乎意料的变化，成为影响她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
所以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货膨胀是2024年选举的核心议题。它影响了选民的优先事项，也塑造了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策略。
哈里斯在在包括经济问题无所作为和政策模糊不清，带来了选民不满、竞选策略失误，这样就未能成功塑造公众形象，引发了党内支持不足以及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
经济问题和竞选策略失误是影响最大的因素，因为这直接把特朗普又重新放到了总统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