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越多、核武器越少？

作者：Jana Wattenberg，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讲师，大卫·戴维斯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核裁军、核话语体系中的女性维度。

来源：Jana Wattenberg, “More Women, Fewer Nuk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6, No. 4, 2024.

导读

女性在核外交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既是参与者，也是讨论对象。本文研究了女性在核外交中的形象。它确定了三个突出的主题：女性缺位、作为变革者的女性、作为受害者的女性。这些叙事可以为性别平等和核裁军的政治项目提供支持。然而，它们也创造了女性和平的理想形象，这对女性政治能动性的认知具有负面含义。本文为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做出了三点贡献。首先，它将策略本质主义价值的辩论引入核问题。其次，它提出了一项关于核领域女性的新研究议程，使女性和平形象复杂化。最后，本文指出了核领域女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建议将这些紧张关系视为女权主义是一个由争论和团结形成的持续对话的现象。本文的实际意义在于希望从业者在利用这些叙述来倡导女性包容和核裁军时考虑到使用关于女性的叙事会强化性别刻板印象。

女性主义、女性形象与叙事

在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文献中，女性的“和平形象”引发了关于女性本质存在的质疑，这也就引出了国际关系学者对女性与和平之间的关系的批判性研究。在这些批判性研究中，女性还具有一种颠覆传统的形象，即合法或非法暴力形式的主体，如军队中的女性士兵或极端宗教组织中的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这是对女性“天性和平”刻板印象的解构，因为根据这些研究，女性既可以是暴力的受害者，也可以和男性一样成为暴力的实施者。这些研究成果打破了女性与和平之间的固有联系。

然而，在国际关系女性主义研究中，与支持核武器的女性相关的文献较为缺乏。现有文献研究重点主要还是女性对核武器的反对，如果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支持核武器的女性，那么女性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认知同学者定义的“暴力”之间的联系便更能具有张力。

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并且关注这些文本的叙事背后的知识生产背景。一些叙事之所以能有显著的话语影响力，是因为它们契合既定的世界观，例如把女性与母亲身份、和平联系起来，还有把女性的叙事嵌套在性别上二元对立的概念组中也是如此，如“阳刚”与“阴柔”、“理性”与“情感”等。这些性别上二元对立的概念组为核武器领域文献中的“女性缺位(missing)”、“作为变革者(change-maker)的女性”与“作为受害者的女性”三种叙事提供了话语权。

所以，叙事涉及对女性形象的建构过程，这些女性叙事既会强化刻板印象，也可能挑战刻板印象，因此这些叙事可能会产生自我矛盾的效果。本质化(essentializing)的女性形象可能会成为女性争取权利的基础，如女性能够在更大的参与空间中争取在和平运动等领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也可能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如女性的理想形象可能会转变为性别化控制的工具，将女性定义为“关怀者”或“母亲”而排斥在政治、军事等公域之外。

三种女性叙事

（一）缺位(missing)的女性

女性在核政策领域的缺位既有经验性的因素，也有规范上的因素。从实证研究来看，女性在核领域的参与人数是十分不足的，所以这构成了在核领域中性别平等主张的基础。21世纪初，多个联合国机构开始关注女性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如“妇女、和平与安全”论坛(Women, Peace and Security)的议程之一就是增加女性的参与度。联合国制定了多项举措通过支持联合国妇女署和国际性别平等倡议解决这一问题，这些都增强了“女性缺位”叙事的影响力。然而，关注“女性缺位”可以加强对女性的接纳，但这也会强化女性作为“局外人”(outsider)的角色。

而在国内的核领域性别平等的讨论则体现了女性在核领域的贡献，并表明一些女性已经对这一领域产生了影响。越是深入到生产和处理核武器的部门，女性的表现就越亮眼，如美国国家核实验室定期会发布关于女性代表性的数据，并强调女性为单位工作做出的贡献。这些关于女性在军事与核生产部门的故事让女性作为核领域的局外人的形象复杂化，然而除了有关核实验室中的女性数据外，这些报道还是以讲述故事为主。

对“女性缺位”叙事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关于核实验室和核裁军中的女性的文献。核试验室文献收集了“曼哈顿计划”中女性做出的贡献，而且还有多项研究揭示了核实验室中女性的角色，让女性与核武器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核裁军文献则讨论了女性的理想形象和女性主义思想在反核运动中的影响。这些文献表明女性不是只有“缺位”，她们还以模棱两可的方式参与了核裁军，并且借此与自己的性别认知产生互动。

然而，以上的叙事中，虽然“曼哈顿计划”的文献表明女性也可以作为核武器的倡导者，但是这些研究有两个共同的问题，一是“曼哈顿计划”是特殊时期即二战时期的特殊产物，二是尽管核实验室公布了女性代表性的数据，但国际关系的女性主义学者并未利用这些数据研究支持核武器而在核领域工作的女性。因此，女性核科学家可能被解读为特例，而那些杂志和报刊的报道也可能只是被当作轶事而不会成为研究材料，所以这就导致了女性核科学家的存在只是“激烈少数”(ferocious few)，因此女性是“和平使者”的刻板印象难以被改变。这样，在多边组织中，各国便会秉持“女性的参与就会带来和平”的观念提高女性参与度，而非真正促进核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二）作为变革者(change-makers)的女性

“变革者”叙事认为，女性一旦参与到这一领域，她们就能带来改变，因为女性的参与将带来进步、效率和和平。这种叙事在核领域中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

首先，“变革者”叙事断言女性的参与将改变工作环境，使其对女性专业人士更友好。一些从业者认为，女性参与度的提高使辩论“更加友好，营造了一种轻竞争、重协作的环境”。这一叙事推断出女性能够带来更多的合作和更少的竞争，但其暗中加固了女性“和平形象”的刻板印象。

其次，女性的参与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且女性的参与在做出利于长久的决策和解决辩论后的僵局方面尤为有效。效率论之所以这样常见，是因为《核不扩散条约》等条约的会议目的在于审查条约的执行进展状况，所以代表们会通过效率论将女性的参与与这一目的结合。在这些领域，女性被视为一种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所以女性参与能够为核工业创造更高的利润，同时推进女性权益保障。

最后，效率论常常与“女性带来更好的结果”相关联。有学者认为更多的女性参与可以提高会议的成功率。女性以及她们所创造的多样性被认为能够带来更广泛的视角、挑战现有观念以及促进政策创新。有学者认为让女性参与是因为“女性不会参与具有男性色彩的‘核攀比’(missile envy)博弈”，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女性参与带来的进步能够改善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共识形成。

总之，“变革者”叙事的三种突出叙事都将女性视作提高效率和促进和平的资源，这种叙事缺乏对“变革”的概念化，且缺乏女性参与如何改变了核领域的工作环境、程序和结果的有力论据，所以从业者们的论证都是借鉴经济学，认为女性参与利于做出决策以及促进利润增长。但是，将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核领域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因为这些分析符合女性与和平关系的刻板印象。在一个有核武器存在的世界中，和平的成因是有争议的，因此将女性描绘为提高工作效率的资源并不可取，这会把争论的焦点从女性的权益保障转移到组织和机构的工作效率问题上。

所以，叙事的概念化缺失加剧了这种刻板印象的影响，三种叙事都没有解释女性作为变革者具体是如何带来变革的，缺乏对因果过程描述的叙事将重点从女性带来的变革过程转移到了女性本身作为变革的原因。这种叙事忽略了女性的多样性——并非所有女性都身处核领域之外，也不是所有在核领域从业的女性都有兴趣或能力带来变革。性别、种族和年龄等变量也在影响着女性的参与，这是多元且有争议的，这种意义不明的叙事只会加固女性的刻板印象而非真正促进核领域的性别平等。

（三）作为受害者的女性

与“女性缺位”的叙事一样，“受害者”叙事也包含了经验性和规范性的论证。规范性的论据在于，女性因核武器的使用而遭受了不成比例的伤害，鉴于此，女性应该被纳入核政策决策，以作为对受害者的补偿，且核武器应该被废除。这一叙事对于倡导性别平等、补偿受害者和废除核武器具有重要意义，它突出了核武器危害的交叉性特征。但是，这种叙事的策略性使用也可能唤起女性与“纯真、脆弱”的关联，这些都是符合将女性视为“无辜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女性在核武器使用遭受着不成比例的伤害”这一结论有着坚实的经验性基础。对广岛、长崎核武器使用影响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的报告以及核武器实验的生物性影响的分析都支持着这一观点。这一叙事还受到各种描述核辐射伤害女性的身体并给她们的家庭带来痛苦的证言的影响，如核爆幸存者以及社会组织强调女性在核爆后面临的独特的心理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暴露于辐射下的女性容易孕育自带身体和心理残疾的孩子等。

同时，女性因核武器遭受的痛苦也推动着女性进入核政策领域。这一点与“女性、和平与安全”论坛的叙事一致，这一论坛自2000年以来就强调核武器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并以此为依据呼吁女性在和平与安全的决策中的平等代表权，这一叙事唤醒了人们的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观。因此，这一叙事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讲述核武器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的平台，这种叙事也为受害者援助和核裁军的倡议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然而，“受害者”叙事也可能强化女性的刻板印象，它将女性与“身体”联系起来，强调生育能力是核武器对女性和男性带来不同比例的伤害的一个重要区别。通过生育能力定义女性会具有性别上的排他性和二元对立，这种叙事将女性和“身体”配对，将男性和“观念”配对，这种给女性的配对长期以来在为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正当性辩护反复出现。这种叙事同时还迎合了“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元对立。女性被呈现为无辜的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由于受害者通常被描述为“无侵略性、无罪过、无责任”，所以“受害者”叙事反而可能助长女性作为“和平象征”的理想形象，且“女性缺位”和“受害者”叙事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性别偏见。

结论

在核领域的许多子领域，女性的代表性依然不足，女性也一直在以各种方式通过裁军促进和平。利用这些论据，女性被描绘为“缺位”、“变革者”和“受害者”，这可以帮助和呼吁接纳女性及加强对废除核武器的倡导。但是，正是这种“女性带来和平”的想法证明女性可以被“合理”地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作者认为，“缺位者”、“变革者”、“受害者”的女性叙事符合“女性带来和平”的理想形象，且这三种叙事互相关联——“女性缺位”的叙事为“变革者”和“受害者”叙事奠定了基础，如果她们以前是局外人，那么她们可以带来变革。如果她们没有为造成伤害的核政策承担责任，那么她们可以保持无辜。然而，这些叙事塑造了女性的和平形象后，使女性在实际的工作中扮演更模糊的角色，从而影响人们对女性参与政治的看法。

关于女性代表性的实证数据表明，女性在各个领域都起着作用，而支持发展和拥有核武器的女性是核领域中女性形象缺失的一块，这些叙事可能会破坏女性“和平象征”的理想形象，但这为核政治女性主义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在规范性研究方面，学界可以聚焦于支持核武器的女性，将女性“天性和平”的刻板印象复杂化，这类研究可以探讨拥核主义如何与性别和其他身份交叉作用而塑造女性从业者对核武器的看法。此外，这类研究还可以细化对“女性暴力”的概念化。将研究焦点扩大到女性的多样化叙事和斗争可以加深女性主义对核武器问题的理解，反映“女性特质”概念的模糊性。但是，不能把女性主义研究简化为单一的议题，如自由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和环境女性主义在核领域的具身知识(embodied knowledge)上就获得了多样化的体验。分歧(disagreements)长期以来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未来的研究可能的一个方向是，将女性主义的贡献理解为一个充满争议且持续性的对话，并致力于解决核条件所带来的多重、交叠的结构性、物质性和话语性的挑战。